我们现在的文化发展，已经出现了种种经文。经=纟（丝）+巠（像用工具牵引拉直的纵向的丝线）。其造字本义是指牵引拉直的丝线。有了经后再有纬，就成了经纬。所以凡能被称为经的，往往是那个领域的巅峰之作。如《易经》《道德经》《金刚经》《心经》《圣经》《诗经》《茶经》《反经》种种。那么，如何害人、陷害忠良、谋杀他人有没有经呢？当然有，这么重要的社会活动怎么可以没有一本理论指导书呢？曾经就有一位陷害界的杰出人士就总结了自己的工作经验，并呕心沥血励精图治的写出了一本《罗织经》。此人专注陷害十多年，据说被陷害人的尸体连起来可以绕长安城一圈。手下还有数百个陷害业务员。这位毁人不倦的陷害大宗师便是唐朝酷吏来俊臣。为了指导这些业务员的工作，来俊臣亲自主持编写了《罗织经》。
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据说陷害界的同行酷吏周兴被来俊臣打倒，临刑之前，看到来俊臣的这本书，心服口服，自叹不如，竟甘愿受死；一代人杰宰相狄仁杰阅罢此书，冷汗直冒，当自己被陷害时，竟不敢喊冤，直接承认；就是从残酷宫斗里杀出来的武则天看了，也自叹：“如此机心，朕未必过也。”杀机遂生。这么一本有杀伤力的书，实在是宫廷斗、官场斗、职场斗的必备红宝书。
《罗织经》是唐朝酷吏来俊臣所著的一部专讲如何罗织罪名、角谋斗智、陷害杀人的书。实际上就是“整人经”，“害人经”，教他们的门徒如何编造罪状，安排情节，描绘细节，陷害无辜的人。他们还争相发明了刑讯办法，名目繁多，可谓整人有数。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它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有着不同寻常的意味。其一，它是人类有始以来，第一部制造冤狱的经典。其二，它是酷吏政治中，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一部由酷吏自己总结所写，赤裸裸的施恶告白。其三，它是文明史上，第一部邪恶智慧之大成的诡计全书。其四，它第一次揭示了奸臣混蛋等为何会比忠臣过得更好的奥秘：权谋厚黑。
难怪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颇具讽刺意味地写道：“南周王朝在历史上出现短短十六年，对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是一部《罗织经》。”来俊臣之流早已丧命，但不可否认，他们的害人哲学和封建遗毒并未彻底消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奸人的“智慧”不可忽视。他们害人无数，一方面源于他们心狠手辣、无耻之极；另一方面，奸人的心机和手段实不乏“高明”。正直善良的人们如果小看了他们，难免会吃亏上当、遭其暗算。从这个意义上说，揭穿奸人的害人把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使人们洞悉其奸，勿受其害。正所谓，防天花需种牛痘；只有了解邪恶，才能战胜邪恶。本着让世人认清奸人面目，识破恶人伎俩，存留历史真实，从反面认知人性的目的，让读者更深入、更形象地了解和识别恶人的手段，吸取教训，我们需要解释评议。这样使读者可以从反面汲取有益的东西，在纷繁复杂的世象中，能防诬反骗，识破伎俩，勿受其害，此为解读之目的。
这本书不过万字，却写尽了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深读下去，就能发现此书正是从人性出发的，所以几乎让人无可辩驳。来俊臣等身上集中体现了酷吏的两大特点，一是善于告密与罗织罪状，二是极端残忍。这本书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
一、 阅人识人
来俊臣把阅人识人放到第一章，他认为要想陷害人，或者不被陷害，看穿一个人最为重要。陷害人是一项与人打交道的学问，以人作为对象，自然阅人要放在第一章了。害人，便要懂得他人的长处和短处，让被害的人在其他人眼里看起来的确就是这样，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而在来俊臣的眼里，人只有一个特征：虚伪。这便是从人性上展开来的。每个人都有欲望，圣人图名，百姓图利，有了欲望，人又不愿意显露出来，加以掩饰，就会变得虚伪。而如果没有看透这一切，就会被人的外表所迷惑。而一旦被迷惑，那就容易被害了。哪怕就是父亲，也会被儿子害死。来俊臣特地举了一个例子，隋文帝杨坚。杨坚立了一个太子杨勇。此外，杨坚还有一个特别聪明的儿子杨广。杨勇平时大大咧咧，生活奢侈，妻妾又多。杨广则显得十分朴素，穿着旧衣服。家里只举红旗，不打彩旗。隋文帝杨坚一感动，就废了太子杨勇改立了杨广。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杨广实在太会演戏了，他原本好色又奢侈，只是在父母来视察时，才伪装一下。因为阅人不明，杨坚最后被坑爹第一人杨广气死，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大隋朝只玩了二届，就垮掉了。
所以来俊臣说，一定要透过事物表面看本质，相信自己，不要相信别人，提防他人，永远都是必要的。人们的情感许多都是做出来的，世间的习俗许多都是虚假的，怎么可以相信呢？孔子说：“甜言蜜语、和颜悦色、毕恭毕敬，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可耻的是他们心中藏着怨恨，表面却与人要好的虚伪行径。
人的欲望是多种多样的，人的本性是自利的。事情成功了便享受功劳，事情失败了便推托过错，圣人尚且不能超越这一点，这大概是人的本性所决定的吧。
欲望多了就会起贪心，极端自利就会有偏差，罪恶从此便产生了。老百姓害怕惩罚，官吏恐遭祸患，不得不收敛自己的行为；一旦有了机缘变故，谁都无法预料了。
人们受害常常是因为对人没有仔细的察验，人们遭受祸患往往是由于对人心慈手软。齐桓公过份相信他的臣子，以致死亡实在让人哀痛。吴王夫差没有吞并越国，最后却导致吴国的灭亡。关系亲密没有超过父子的，可是像杨广那样的逆子却总是存在；施以恩德没有超过君对臣的，但是像王莽那样的奸臣起却从未断绝。因此说人的内心隐含着太多的欺骗，不能光看他的外表。世上的事缺少情爱，做好事的人最后却得不到功劳。相信别人不如相信自己，防范别人不要心存侥幸。这种技艺不学习，难道还能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吗？
二、对待上司
对待上司，就是怎么处理跟领导的关系。来俊臣认为，千万不要跟领导做朋友。即使做了朋友，切不可过密。为什么呢？因为领导有疑心，时刻会提防下属，而下属的荣华富贵都握在领导的手里。领导可以给下属一切，也可以剥夺一切。自己的前途都掌握在领导手里，自然心存恐惧之心。这样的关系怎么可以当朋友来处呢。
那应该怎么办？拍马屁！来俊臣传经授道，拍马屁这种事，不要不好意思，一定要常常拍随手拍，只有这样，才能让领导顺心。领导顺心了，事情才能办顺利。在业务圈，有一个很有名的话：上司才是你的客户，上司才是你的上帝。因此有智能的人擅长暗中猜度上司的心意，愚蠢的人只坚持自己的见解，他们福祸不同，都是源于这个原因。为什么奸臣往往比忠臣过得好，其中一条就是奸臣能讨皇帝欢心，自然得到皇帝的恩宠，自然也就过得好。要知道，在专制下，皇帝才是第一奸人，就单说皇帝一人就奸了后宫六千，还奸了天下所有人，难道还不是天下第一奸人吗？
那么，怎么拍马屁呢？当然要察言观色，揣摸领导的真实意思。这里举一个揣摸的例子。明朝时期，朱棣去北方出差（打仗），太子朱高炽监国。有个大反派，汉王朱高煦。朱高煦老想当太子。趁着老爸出差，他在后面造势，说朱高炽的坏话。朱棣很生气，回来后，把大臣杨士奇叫过来，问太子朱高炽监国情况怎么样。要是汇报太子的工作情况，那就糟糕了，因为皇帝想了解的并不是太子的工作能力，而是态度问题，但他又不能直白的问，我这个儿子是不是在坑爹。好在，杨士奇很聪明，他马上猜到了朱棣的意思。报告，太子是很孝敬的，而且他也很聪明，有错必知，有错必改。朱棣这才放心了。
可见，如果领导问非所问，员工一定要知道答非所问，不然，倒霉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来俊臣喷血告诫，一定不要以为领导是笨蛋，领导能成为领导，一定有其过人之处。对领导，不能装逼，不要抢功劳，不要过于显露自己力量，不要让自己的实力太过强大。不然，就可能是自寻死路。岳飞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自己手下十万大军竟然叫岳家军，这让宋高宗赵构怎么睡得着？曾国藩就聪明多了，知道慈禧盯着他。打下太平天国，不等人家卸磨，自己先把湘军解散了。所以，臣强则死，智勇勿显。做人要低调，做下属，更要低调！
三、治理下属
既然有上级领导，也往往就有下属，如何治理自己的下属呢？来俊臣奋力告诫大家，不要看下属拍你马屁，你就放心了。永远不要对下属掉以轻心。因为没有人愿意甘居人下。自愿处于下属的人很少。上级对下级的管理如果没有计谋，不是下级抵触上级，就是下级夺取上级的权力。下属要是想往上爬，怎么爬？当然是踏着你的尸体往上走。
九千岁魏忠贤先生就是这么干的。魏忠贤年轻的时候在外面欠了一屁股的债，横下一条心，偏向虎山行，自助阉割，跑到宫里当了宫务员。其间的介绍人就是领导魏朝。但魏忠贤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魏朝之所以受宠，是因为跟皇帝的奶妈客氏发展并保持了不正当的不男不女关系。魏忠贤果断下手，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没阉干净），撬了领导魏朝的女朋友客氏，把魏朝踩了下去。一路上，魏忠贤坚持坑领导不放松，最终成为了太监中的霸主九千岁。
那么，怎么避免被下属坑呢？首先要树立威信，该惩罚时千万不要心软，该表扬时也千万不要小气。上司没有威严，下属就会闹出祸事。威严从礼仪中树立，依赖于刑罚，放任它就会丧失。而且还要在下属面前保持一定的神秘感，心思一定要隐藏起来，与人交往不能过分亲密，希望下属由此感知上司的威严而生敬畏。不要事事都跟下属讲，事事都让下属参与。重大秘密的事不要让人参与，参与谋划的人一定要清除。宠信不要固定在一个人的身上，让一个人专权一定会带来祸害。重要的事情应该进行分拆，只让下属接触到一部分，其余的部分让下属去猜。下属搞不清，气势上就输了半截。猜得对，可以赏，以示恩宠，猜得不对，可以罚，以示雷霆。
下属依附上司才能成就志向，上司依靠下属才能取得功名。下属有贪求的东西，他的心自然会要求上进，但是提拔他应该慢慢的来，太快他就满足了。职位不必给得太快，但赏赐一定要丰厚。职位给得太快，他就会心生傲气，而钱什么的可以多给，这样可以消磨他的锐气意志。上司有想使用的人，他的神态要亲切，以礼相待下属不要推辞，不这样做就没有人协助他了。
人有喜好的东西，用喜好的东西引诱他没有收伏不了的。人有惧怕的东西，用惧怕的东西逼迫他没有不接受的。有才能可以使用的人，没有大的害处要暗中容忍。其人不能驯服，确实是才能出众的也要诛杀。惩罚要适合时宜，以此让他的心得到告诫。恩惠和威力一起施行，才能和品德互相比较，如果这样做还没有成效，莫非这就是天意吧？
另外，来俊臣特别提到，有一种人很有才华，这种人，当没有危害时，可以低下身段让他办事，一旦对自己产生危害，则一定要铲除。比如来俊臣就是这样对付他的下属周兴。周兴是陷害界的老前辈了，入行比来俊臣还要早，但理论储备，技术水平不如来俊臣。所以成为来俊臣的下属。周兴也是很有能力，经他的手陷害了一大批忠良或者非忠良，但这位仁兄开始有点管不住自己，不跟来俊臣打招呼，就独自开展陷害业务，最终被人告发。武则天为了社会和谐发展，也不得不收拾周兴。这个时候，周兴就成为对来俊臣有害的人。来俊臣必须除掉这个有力的下属。但是怎么处理呢？大家都是这一行的高手，忽悠是没有用的。来俊臣没有来虚的，直接请周兴吃饭，不耻下问，“现在的囚犯大多不肯招认，怎么办？”周兴指点迷津，“这容易啊，搞一个大瓮，用炭火在四周烧，再把犯人放到中间，有什么事他们敢
不老实招供？”来俊臣连连点头，好主意啊，找来大瓮，烧起炭，起身对周兴作了一个请，“老兄，有人告你咧，请你入瓮吧。”周兴果然坦白，武则天考虑到他在陷害界的贡献，死刑改判流放，只是半路被仇人所杀，也算是为陷害这项事业奉献了生命。
上面所说的事上和治下，其实都是为了一个东西：控权。
四、控制权力
人在庙堂，没有权力，那是万万不能的。权力，是人们不可以缺少的。获取权力很难，保住权力更是难上加难。智慧欠缺的人不能得到，谋略不当的人最终却能带来祸患，这是关系生死的大事。
那么，怎么控制权力呢？对最高层来说，要想控权，最重要的是愚民，不能让老百姓变得太聪明，不然，就会造成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跟皇帝高官们日益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让老百姓愚昧无知，这是掌权者的聪明之处。而恩惠不显示出来，人们就很难依从了。恩惠要以自己的名义发放，让老百姓感恩戴德，拒绝第三方给老百姓恩惠。借用天意行事，名义上才适合正道。逆天而行，必遭天谴，作茧自缚，自作自受，这是敌人的罪名。
而在上下级或者平级之间，抢夺权力要注意抢夺实权，而不要抢夺虚名，抢夺职位，而不要抢夺钱财。大家混职场要注意，有的岗位虽然工资不高，但有实权，有的岗位工资高，但没有实权，也没有前景。大家一定要重岗位而轻待遇。名称可以改变，实权必须力争；名称和实权完全相反，权力就丧失了。酷好权力超过他性命的人，是没有什么不敢做；权力没有主动让给别人的，所以争夺它的方法无所不用。时机十分重要，时机不当就会自取灭亡；事情可以做绝，尊卑长幼也能狠心灭杀。反过来，用钱财爵禄来拘束他们，以消除他们可能造成的实际危害；用虚假的名位来赏赐他们，以收买他们的人心。如果这样行事，什么权力都可以获得，也不会失去。
此外，来俊臣还温馨提示，在天下混乱动荡的年代，上层会使用一些有能力的人，但天下一旦平定，就会铲除他们以绝后患。这个大家都懂的，朱元璋、刘邦们都是这样干的。历史也记载，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在越王勾践被吴国打败而当俘虏时，劝勾\践忍辱投降，伺机报仇雪恨。勾践依照他的话去做，最后终于大败吴国。越王勾践复国后决定重赏大功臣范蠡。但范蠡看到历代宫廷的残酷倾轧，觉得勾践是一个只能同患难而不可共享乐的人，就拒绝官职过隐居生活去了。范蠡临走时还给另一大臣文种留下一封信，信中警告文种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意思是说飞鸟射尽了，弓箭就会藏起来，再也不用了；兔子打死了，猎狗也会被主人杀掉烧熟吃掉的。文种没有听从范蠡的忠告，最后果然被勾践杀掉了。
而在太平盛世，只要用忠诚的人就可以了，平庸一点无所谓，反而最易掌握和归顺。比如，乾隆皇帝用和坤，就是盛世惟忠。不过，如果乱世惟忠，那就麻烦了。像蒋介石明明处在乱世，却喜欢惟忠，用陈诚这些忠诚的人。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有意思的是，来俊臣知道这个道理，却未必做出正确的举止。武则天为了打压反对者，起用他们这些酷吏，等反对者消灭得差不多了，武则天就开始对付他们来博取人心。周兴被干掉了，就是来俊臣也被告发处死了。一生研究控权的人，最终却被权术弄死，可见，知行合一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五、制服敌人
在这个世界上，比认清朋友更重要的就是认清你的敌人。
但什么样的人才算敌人呢？来俊臣从一个酷吏的角度给出了答案，人们共同的敌人，不一定是我的敌人。大家都认为坏的，不一定就是我们的敌人，他也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敌人和朋友本身也是不确定的。官吏的朋友，在以官吏为敌的百姓眼里便是帮凶；亲人的朋友，在和亲人有仇的仇人眼中也成了敌人，所以说敌人是变化不定的。显达时的朋友，败落时就是敌人；贫贱时的朋友，富贵时就是敌人，所以说朋友是暂时的。因此说权力是不可废弃的，废弃了就失掉了根本；同情心是不能随便施予的，太随便了就会招人忌恨；与人交往不能过于亲密，太亲密就会产生疑虑；心里话不能说出来，毫无保留就潜藏着祸患。有智能的人不会为自己招来祸害，有能力的人总是寻找别人的漏洞以求取功劳。引诱他们上钩再据此把他们逮捕，事情就没有悖理之说了。
而领导的敌人，就算是朋友也要与之为敌。比如武则天决定处理的周兴，虽然平时吃吃喝喝，还是上下级，但皇帝说要消灭的人，那必须像冬天一样无情消灭。
那么，亲戚是不是朋友呢？不是。如果是领导要消灭的，亲戚也要当敌人来对待。所以，是不是敌人，要看领导的意思。作为一个合格的陷害专业人士，一定要把天下所有的人当成敌人，亲戚、朋友都下得了手，这样，才能保全自己。
而在对待敌人时，一定要先下手为强，给敌人制造罪行要硬抓两点，一是犯上作乱。这种罪名，一抓就灵，中招必死。在犯上作乱上构陷敌人，这是不能赦免的罪名。所有的皇帝老板都怕失去权力。二是，从道德上抹黑对方，这种打倒是最彻底的打倒。在淫秽邪恶之事上加害敌人，这最能让人鄙视他。这是陷害的招数，但大家不要以为陷害只有奸臣才干，只有奸臣打倒忠臣才用这些招数。其实，这些招数同样可以为忠臣所用，可以用来打倒奸臣。明朝嘉靖年间，徐阶打倒严嵩就活用了这两招。当时，各级官员收罗严嵩的罪证，什么贪污、陷害忠良啊。徐阶一看，这完全不对嘛。这种罪，嘉靖老板怎么会在意。嘉靖最痛恨的罪名是“犯上”与“通倭”（通日本人）！徐阶不亏老谋深算，技高一筹。徐阶改成四个字：犯上，通倭。犯上是陷害的必杀技，通倭还能从道德上打倒对方。
最大的敌人，是没有比不知道谁是敌人更大的了；最深的祸害，以和敌人友善最为严重。假如把天下人看得像强盗一样，对待亲人像陌生人一样，交接朋友超过了对仇人的态度，甚至在大祸临头的时候，完全将责任推卸给好朋友，纵然人们厌恶我，却能躲避祸害，又有什么损失呢？
六、 固荣与保身
我们阅人、事上、治下、制敌，最终目的是固荣与保身，保有我们的荣耀，保护我们自己。当你显达后，自然会遭人妒忌，会有人在后面下黑手，固荣与保身就显得极为必要了。
那么，怎么固荣与保身呢？还是老办法，紧紧团结在领导的周围，建造自己的荣，保有自己的身。对上司要表示心满意足，对手下要施以恩惠，怨恨自然就会减少了。大的仇人一定要铲除，无耻小人不要轻视，祸患就不能隐藏。高兴和愤怒的心情不露踪迹，谨慎思考放眼远处，人们就很难图谋他了。世间的道理，人们不伤害自己却遭到别人的伤害；做人的道理，别人不原谅自己而自己却能原谅。身为弱者要保全性命，不能逞强显能；身为强者要收敛羽翼，不可求取完美无缺。责备自己应该苛刻，使人怜悯就不会招致大的祸害。责罚他人不要过于严厉，小的恩惠有时能带来大的收获。善恶并没有固定的说法，不要把恶当作恶的显达，也不要把善视为善的人平安。固定了善恶就会束缚人的行为。自己怜惜自己别人才会怜惜，自己厌弃自己别人自会厌弃。思想没有停滞阻碍，祸害就无法侵犯了。
这里尤其要注意两点，第一点是陷害他人时，要做好背景调查，不要随便乱来。人都有三亲六故，惩罚人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审察他的家族。一个人，尤其是高官，肯定是有背景的，随便下手，很可能就会得罪了自己得罪不起的人。比如明朝的大太监刘瑾。这位刘瑾没什么追求，平时也就陷害个把忠良玩一下。有一回，他盯上了一个大臣杨廷和，把杨廷和调到南京当户部侍郎。南京是老都城，属于干部养老的地方，刘瑾把杨廷和打发到这里，基本上也算提前内退了。刘瑾自问干得漂亮，可没两天，皇帝朱厚照下了班，突然问道：杨学士呢？刘瑾感觉不妙了，老杨下放没多久啊，怎么皇帝就问起他了呢？答：“去南京了”。朱厚照大怒，“谁让你叫他去南京，赶紧叫他回来！”刘瑾这一回就犯了背景调查不仔细的错误，杨廷和是朱厚照的老师，而且是太子时候的老师，属于基本盘，老班底。你一陪玩的，整人家陪读书的？刘瑾也是没看过这本《罗织经》啊，不然办事也不会这么马虎了，他要是看了，就不会去招惹惹不起的人，后面就不会被凌迟了。第二点就是，注意观察领导的身边人。领导都是花心的，极容易见异思迁，当领导换了宠臣时，要注意及时转变。君主都有宠幸的臣子，没有什么原由也必须和他们结交往来。来俊臣写下了这一句，自己却死在这上面。搞陷害业务久了，来俊臣有点拎不清，竟然把业务对象放到了武则天的宠臣甚至面首身上，比如太平公主、张易之等人。这就是自寻死路了。
显达和宠幸有开始的时候，能保持到最后的就很少了；吉利和凶险没有不变的，有智能的人才能减少祸事。显达和宠幸不是命里就有的，先有谋划后才有成；吉利和凶险是选择人的，谨慎小心才能消灾免祸。
七、明察奸人
来俊臣很诚恳的表示，做这项工作是一项技术活，没有聪明才智，是做不成的。没有智谋是不能成为奸臣的，他们的智谋都是阴险的。心存良善不会成为奸臣，只是他们的良知没有丧失而已，所以能装模作样虚伪起来。而要对付奸臣，一定要比奸臣更奸。智谋不超过奸臣，讨伐他就不能获胜；良知不深远广大，对奸臣就难以抗拒。来俊臣更理直气壮的表示，明面上，忠与奸是不同的，他们一个为国家，一个为自己。奸臣不会自己招认，忠臣不能自己辩解。奸人害国家，忠臣害自己。但实际上，忠不忠，奸不奸都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皇帝说忠的，奸臣也是忠臣，比如秦桧。皇帝说奸的，忠臣也是逆臣，比如岳飞。而时势变了，人也是会变的，时间变了奸臣就有分别，忠奸的名称难以依赖，只有君主才可作为依仗。当奸臣有好处，人们都可以成为奸臣；当忠臣招致祸患，人们就很难做忠臣了。奸臣多而忠臣少，这是世间真实的状况；说自己是忠臣而厌恶奸臣，这是世间表面的现象。聪明的人能认清当前的客观形势，愚顽的人却一味辩说有理与无理。像严嵩，当年也是热血青年，朝廷让他出来工作，他号称朝中奸臣太多，不与为伍。可时间是把杀猪刀啊，严嵩发现自恃清高好是好，然而没有用。果断转型，也变身为奸臣，从而青云直上。只献媚君主就是为了自己，去除表面探求实质，奸臣自然就会显现出来了。而对于这些表现的像是忠臣实则奸臣的，要嫉恶如仇，惩恶扬善。
好了，以上都是陷害他人的理论基础，其实就是从人性分析出发，让自己及手下人工作起来不受思想障碍而已。从来俊臣的分析来看，来俊臣并非是一个绝无良知的人。来俊臣，果然是来了一个俊臣，见惯了官场表面上的虚伪，内地里的残酷，只不过自己的手段更毒辣了而已。下面就进入实际操作部分。
第一步：谋划
君主不用计谋统御臣子，有的下属就无法治理；下属不用计谋对君主，他们自身的官职就难以晋升；官员不用计谋对付同僚，他的敌人不能铲除。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祸患常在片刻之间，这是形势的必然，有智能的人对此不能松懈。预料敌人能达到远处，必须要在今天谋划；铲除贼人要达到全歼，他的谋划就不能有所忌讳。
陷害他人是一项系统工程，做这样的事情，当然要做规划。要陷害他人，首先要定性，也就是定罪名，最好用的罪名就是欺君跟谋反。这是皇帝老板的本性使然，因为最怕失去的就是自己的权利。这可以说就是历代皇帝的逆鳞。来俊臣就是这么干的，他干的最有名的一件陷害案就是陷害狄仁杰。来俊臣给狄仁杰安排了一个谋反的罪名。反正那些年，反武则天的人太多了，多狄仁杰一个不算多。奇怪的是，狄仁杰还没等烧大锅涮人肉，就老实招供了。其实，狄仁杰是假招供，他知道，不招的话，来俊臣的那些大刑可以活活打死人。所以，他假装招供躲过了打，然后将申诉书写在自己的棉衣夹层，让人带了出去，呈给武则天看。这里面，来俊臣就犯了一个错误：不够机密。
不过，在谋划篇里，来俊臣倒是提供了一个相当棒的陷害忠良的方法：“其功反罪，弥消其根；其言设谬，益增人厌”。即把人家的功劳说成罪过，把人家的言语说成荒谬，让大家都讨厌他。袁崇焕就是这样被整死的。袁崇焕明明是力拒清兵，却被说成跟皇太极达成秘密协议。不要怕理由太荒谬，其实最荒谬的理由往往最有杀伤力，像严世藩这种什么都不缺的人，也可以说成通倭。经过策划，将其抓起来后，就进入下一个环节：问罪。
第二步：问罪
问罪不是很简单嘛，按照法律来问就是了。智者来俊臣告诉你，你这个想法太简单太幼稚了。法律是死的，人才是活的。法律的好坏，不在条文本身，而是它的执行；刑罚的根本，不在如何处罚犯罪，而是如何确定犯罪。苏联克格勃头子贝利亚曾说：“你给我任何一个人，我都可以给他一个合适的罪名”。据说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工人积极分子代表，事后发现自己的烟斗不见了，要贝利亚追查。后来发现在报纸下面，打电话告诉贝利亚不要找了，贝利亚说已经有13个人承认拿了烟斗。人都是可以定罪的，加罪于人必须先确定对象。罪行不会自动暴露，不问是出不来的，最好的问罪就是密告，密告并检举他就会让罪行显现。密告制度是武则天十分喜欢的一种方式。武则天在政府门口放了一个方形的铜盒，学名：“铜匦”，原本是用来收集建议的。后来，提意见的人没有，告黑状告阴状的人一大堆。武则天也需要这种效果，来打击反对她的人。来俊臣就是靠这个起家的。他善长组织人手，从全国各地发起密告。这样，密告可以相互补充，相互证实，就是岳飞也给你打成秦桧。这些密告送到武则天的手里，来俊臣就会开始等待。智者来俊臣介绍，这时候一定要沉住气，没有谕旨下来，说明皇帝的想法未定，不要轻举妄动。而一旦下了，那就要马上动手，该抓就抓，该关就关，该审就审，该打就打，绝不能有半点心软。人们自辨无罪是正常的，审讯他们不要心存怜悯，刑罚他们不能出手轻微，这样做他们就没有不招认的。
但是如果万一打死人了呢？来俊臣轻松表示，那就报告犯人畏罪自杀好了。经过这种审判，没有不招的，但这样就够了吗？来俊臣摇头，做到这一步是不行的，人没有不结党营私的，况且对敌人如果不能全歼，就有可能被歼。所以一定要挖出他的同党，给一人定罪便可揭发出他的同伙让他供出同谋。而供状必须没有破绽，如果他的招供有破绽，那就要自己动手补充供词，只要看起来使之不违反真实就可以了。事情做到这样，罪案就可以成立了。来俊臣就是这样对付狄仁杰的，我们前面说道狄仁杰利用棉衣传出了申诉状，武则天一看，这好像有冤情啊，派人下去调查。来俊臣感觉麻烦了，马上找人冒充狄仁杰的笔迹写了一份谢死表交给武则天。幸亏后来有人告发来俊臣专门干这种事，他提供的这些状词，内容基本是复制，不论大人小孩，都是一个模板制作出来的。结果调来一看，果然如此，这说明来俊臣的陷害细节还需要加强。如果碰到不招供的怎么办？那就要用到刑罚了。
第三步：刑罚
让人达到死亡的境地，没有比构陷他谋反更能奏效的事了；诱导人们做到服从，不刑罚他们就达不到目的。刑讯是讲究方法的，责罚贵在有所变化，施行的手段没有限制，人们就都会伏法认罪了。
死是容易的，但痛苦是难以接受的，给人动刑选取他们不能忍受的。来俊臣等发明了许多拷讯囚徒的严刑酷法，都是将人折磨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所以人往往受不了用刑，而承认死罪，只求速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屈打成招，简单暴力很有效。
电视剧《大宋提刑官》里面曾讲了一个案子，因为政府要枉判曹墨杀人罪，苦于找不到物证，而曹墨的母亲含泪主动为自己的儿子准备作案物证，用刀子割了自己的手臂，将血涂在儿子的衣服上，说这就是儿子杀人时穿的血衣。因为儿子刑讯逼供太狠，已经生不如死。母亲帮助儿子去速死，这样的荒唐事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了。
曾有个被刑讯逼供过的人说，“隔壁的审讯室也在测谎，叫声很大。他们让我听。我很害怕，担心自己会残废。他们一摇，一股电流上身，刺痛。大概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有种求生本能让我改变了想法和行为，我的大脑晕晕的。但不知道究竟犯了什么事，只好连声说，我交代、我交代。我甚至后悔，自己为什么没干这件事，否则可以说清楚做了什么。我不知道具体怎么交代，只想应付眼前的一关”。有的人在绝境中，还天真的想着法律是公平的，想着反正不是自己做的，法律终究会还自己清白的。
人的身体是相同的，害怕责罚也就有所相同，用他最畏惧的东西给他动刑，他就一定会屈服。这时候，不要光会用刑，还要会打心理仗，人的身体有所不同思想也就有差异，选择他们的薄弱之处加以攻击，他们的精神就会崩溃。要攻击对方的弱点，比如读书人忍耐不了屈辱，人们都担心株连自己的亲人，惩罚人要攻取他们不情愿处，就可以以此为要胁。被人用刑的人往往就会受到非人的待遇，遭受非人的待遇就低贱，不受惩罚就高贵。低贱的人就任人宰割，高贵的人就主宰别人的生死命运。人们的选择态度和行为，恐怕是源于此吧？
而如果有的人不认罪，那就给他加上更大的罪名，让他的罪名比原来的罪名还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很有效的。在西方，警察抓人，第一句就是：“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一定要说什么，你说出的话，可能会作为法庭证据！”而我们不行，我们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严格说，“坦白从宽”就是诱供，“抗拒从严”就是逼供，我们的公民，是没有沉默权的。一旦被拷打，乱咬一通，自证其罪，冤假错案一点不奇怪。至于什么罪名，则可以看着办。证据不能得到，伪造证据大概像真的一样。刑罚有做不到的地方，诬陷却什么都可以做到，不要担心给人加罪没有名义，只担心君主没有猜疑之心。而君主都是疑心很重的，时刻都在提防自己的权力被夺，所以只要你敢说，不怕他不信。自古“君疑臣则臣必死”，一旦君主猜疑了，事情就成了。大权在握，谋术在手，想整谁就整谁，想怎样整就怎样整。
不可以存有怜惜，怜惜别人的人并不能以此证明他的忠正。朋友应该从重惩处，帮助朋友的人只能给他自己招来祸害。加罪于人或许能避免被人加罪，此事虽不容易也要勉为其难了。
来俊臣利用这一招，陷害了无数的人。什么人一来，直接上最高档的谋反，还不打折。你不认，我们可以扩大打击范围，把你的亲人家属都搞进来。那么怎么把对方的亲人，家属牵连进来呢。这就是来俊臣最后的绝招：瓜蔓。
第四步：瓜蔓
所谓瓜蔓，就是顺藤摸瓜，从一个瓜入手，把一串上的瓜都拎出来。不要怕事大，尽管把事情搞大，事情不是很大，就不能让人震惊。牵连的人越多，则办案的功劳就越大。君主用它来求取安定，臣子用它来邀功取宠，这里的冤情一定会有，却是不可能避免的。在这上面做出突出贡献的，还不是来俊臣，而是朱元璋。朱元璋在后面搞的洪武四大案，每一个案子起步价就是一万人，搞到后面，官府里面的都没有人上班，集体倒台了。只好请犯事的官员带病上岗，着铐上班。
那么，怎么搞大呢？罪名可以多样化，这种罪名不行，可以找其它罪名，可以移花接木，把别人的罪行安到目标身上。心腹的祸害，把他诬指为是敌人的同伙；情感上怨恨的人，陷害他是奸诈邪恶的小人。深挖罪犯关系网，从亲戚、朋友一个个找，务求斩草除根。
所以，来俊臣温馨提示大家，真正显达是能让他人也显达的显达，真正的祸患是能使他人也致祸的祸患。不是自己挣来的显达不要倚仗，只要是他人的祸患就不要放过。关系可以使你发达，关系也可以使你倒霉。如果你的朋友倒霉了，一定要立马转换关系，把朋友当成敌人。比如来俊臣就是这样对周兴的。不这样做，就会被拖下水，最后只有害了自己。而与朋友交往不能太过密切。太过密切，他就会知道你的一切，保不齐，他要是进了牢房，第一个供出来的就是你。总而言之，人在庙堂飘，哪能不挨刀，只有时时谨慎，才能保全自己。
这就是来俊臣的智慧大全，看了这些，你知道怎么陷害他人了吗？其实来俊臣罗织罪状的方法也并是太不高明，但是在当时的情境下效果很好。具体做法是，招集无赖数百人，让他们共同罗织，千里响应。欲诬陷一人，即在各地同时告发，造成证据互补，欺上瞒下，众口铄金，形成大势，而皇上老板往往都是知道势的利害的。“曾参岂是杀人者，一日三报慈母惊”。比如宋神宗本来十分信任王安石，怎奈三人成虎，天天听到有人说王安石的不是，就连曹太皇太后（慈圣皇后）、高太后（宣仁皇后高滔滔）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神宗终于对变法也产生了怀疑，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许多人指控，这一招很起作用。因为在根本上，逻辑本身也是空。他与同党一起对告密深入研究编撰出来的这本《罗织经》，从原理到技术介绍的确比较详细。采用他们介绍的方法，诬告的成功率极高。一旦遇有无法落实的案件，人们都说：“只要交给来俊臣推勘，一定能查获实情。”只要被送往受审，没有人能够清白出来。
来俊臣当时能够如此无所顾忌、兴风作浪，这里其实还有个大势作为前提条件。武则天夺取皇权需要来俊臣等酷吏作为帮凶，在称帝以后，武则天仍然保持着强烈的防范心理，所以导致酷吏政治在武周初期以更大规模迅速发展，甚至到了不可控制的程度，使得滥刑又维持了七年时间。这一时期滥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酷吏自身也不断受惩处。表明武则天既利用酷吏，又不允许他们走得太远。天授三年一月，来俊臣等与武承嗣合谋，罗告宰相狄仁杰、任知古、裴行本以及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等七人，以谋反罪将他们批捕下狱。由于狄仁杰首先承认“反是实”而未及时行刑，赢得了机会，并拆下被头帛巾书写冤状，经狱吏转呈家人后由其子拆出，向武则天诉冤。后来，三个月前被处死的宰相乐思晦的不满十岁的儿子求见，武则天深受触动，召问狄仁杰。七人于是幸免一死，被免官或流放。在此案的处理过程中，酷吏们的种种劣迹多有败露，武则天不得不对滥刑的做法重加考虑。狄仁杰等人的被免死，毕竟又在控制滥刑问题上前进了一步。到万岁通天二年（697）六月，武则天为了安慰人心，也为了控制监刑，更为了自己，来俊臣被处以极刑，酷吏政治才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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