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清华大学CIDEG主办的学术年会上表示，“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
吴敬琏认为，中国40年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经济发展越是到了高的阶段，遇到的矛盾和在国际环境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就越多。
随后，吴敬琏提到了中美贸易冲突和中兴通讯事件。他强调，此事牵扯到对外开放是不是要继续，国内改革怎么能够更加深入，解决我们一些制度上的重大问题。但是从社会的反应来看，焦点是跟特朗普行政当局的争论。
“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应该考虑的是这个争论能不能促进我们自己的改革开放政策落实。但从网上的反映看似乎有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就是由于这个争论使得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了优势，就是用更强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们的有关产业，比如说有一种口号叫做‘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吴敬琏说。
吴敬琏称，他曾经在信息咨询机构里面工作过，芯片问题其实一直是政府非常重视的，问题并不在于给没给钱。三年前建立的半导体芯片基金规模是4000亿，像清华紫光一连串收购动作也是想在芯片发展上建立丰功伟绩，但是效果并不好，有许多深层问题需要进行讨论。
最后，他呼吁，“我们作为一个研究者应该冷静、科学、客观的观察，去找到问题的根本，提出确实有利于我们这个国家、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些正确的对应策略。”
为何两弹一星模式不适用芯片守正出奇才是正确态度
中兴通讯被制裁事件发生后，中国高端芯片业如何突围？“拿出‘两弹一星’精神，举全国之力把芯片业搞上去”，是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一建议初听让人热血沸腾，但冷静思考发现，它并不可行，甚至很危险。产业化的芯片业与“两弹一星”服从完全不同的经济规律。夸大“两弹一星”中的独立自主和人定胜天因素，并据此不计成本、闭门发展芯片业，更是有陷入过度社会动员的风险。
军事项目与民用项目服从截然不同的经济规律。对军事项目来说，“有”是第一目标，当然也要考虑成本和产品后续升级迭代问题，但这些问题在当年研制原子弹中基本可忽略，把它造出来就算成功，能比肩最优产品更好，略次一点也不要紧。
但遵循摩尔定律的芯片产品，成功的标准极为苛刻。芯片不仅要做出来，而且要以比对手更快的速度做出来，不仅要做出来而且要低成本（高良品率）量产。产品出来慢了，竞争对手的更高阶产品面世，自己产品要么失去市场，要么价格大幅下降，出现亏损。产品及时研制出来了，不能量产或良品率过低，导致成本过高，同样会亏损。第一名获取丰厚利润，第二名则连生存都很难，芯片行业非常残酷。
有人说，我们可以像搞“两弹一星”那样动用国家资源，不怕亏损，放眼长远持续不断投入，总有一天会成功。这是不切实际的。“两弹一星”早半年晚半年无关紧要，只要研制出来了就算成功了，投入的资源也是一次性的。芯片投入动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美元，实验室成功、量产、时间这三个条件只要有一个不满足就无法产生利润，就意味着失败。更残酷的是，在摩尔定律驱使下，失败者接下来还要站在一次比一次高的平台上与优胜者竞争。如果不能自我造血，每一轮竞赛都依赖外部投入的话，财政也好资本市场也好，都将面临一个无底洞，这与“两弹一星”那种一次性资源消耗是完全不同的。
有人以京东方为例，认为政府长时间不计成本投入最终也会在芯片业上获得成功，这是一个误解。京东方的有限成功，靠的是显示面板行业摩尔定律失效，当然，芯片行业技术迭代也可能在某一天突然放慢或停止，但我们毕竟不能以这样的猜测作为制定战略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假如一个行业的技术不再迭代了，这个产业的战略价值就贬损了，成功的意义也大打折扣了。
长期片面的宣传夸大了“两弹一星”成功中的主观因素，忽略了其客观原因。“两弹一星”成功当然离不开举国支持，更离不开奉献精神，但它没有变成大炼钢铁那样的悲剧、闹剧，是因为它具有了成功的客观条件。“两弹一星”是奇迹，但同样符合常理。它的成功的客观因素有：一是前期苏联的支持，二是不断吸取当时的外部成果，不是封闭的产物，三是参与者的素质非常高，受表彰的23位功勋科学家中21位有海外留学经历，其中16人拥有博士学位，他们都受教于民国时期的清华、西南联大等高校，人品正直，学风优良，他们与当时世界科技最前沿的距离很可能比今天芯片上的内外距离要小，特别是钱学森当时接触到了美国最前沿技术。
科学有基本规律，上述三个客观因素少了任何一个，特别是少了优质人才，不论主观多努力，裤腰带勒得多么紧，多么拼命奉献，也不可能成功。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时间与外界预测基本一致，说明它与科学常识是一致的，并不是单靠投入和拼命成功的。
今天中国的芯片产业面临着与“两弹一星”迥然不同的环境。芯片是受摩尔定律支配的庞大的全球竞争性产业，妨碍中国高端芯片业突破的，既有产业链综合技术积累不足的原因，也有更基础的教育环境甚至人文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对于一个分工精密、高速迭代的高科技行业，自搞一套绝对行不通，举国体制绝对行不通。无论何时，它都要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开放合作，通过时间积累来厚植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某个时刻实现逆袭。脱离常识，一门心思想着弯道超车恐怕是欲速而不达。
财政支持当然仍有必要，但并非越多越好。过去十几年从地方到中央，钱投了不少但效果并不好，有些还起了消极的负作用。财政的钱通常会引来大量的分肥者，一个动歪心思的人会想方设法迎合政府发布政绩的心理需要，它取得的短期成功会摧毁一批放眼长线扎实做事的企业，本来后者才是希望之所在。
提高资本市场有效性也是一项非常基础的事，无效率资本市场奖励那些玩概念者，一说到发展芯片业，芯片概念股就炒上天，浪费资源之余还打击了准备做实事的人。如今要在芯片产业取得突破，有些人立马想到可利用资本市场的钱，这令人忧虑。
更基础的工作还包括改善教育，清除弄虚作假土壤，而经济博彩化的价值取向，让工匠精神无所依附，是芯片业发展的敌人，畸形社会价值观如何扭转？值得每一个人思考。
守正出奇才是正确的态度。产业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改善了，规模大了，基础厚实了，逆袭才有可能发生。现在的问题是整天想着出奇，而少有人去依常识做慢慢的积累。真正的国家意志应该是创造环境，培植基础，而非亲自去做逆袭的计划，逆袭意志的主体只能是企业，并且是民营企业。基础环境好了，极少数具有实力且有远大追求的民营企业在时机成熟时，就有可能打出漂亮的一击。1980年代，韩国三星突入半导体以及中国华为近年局部突破，凭的都是企业层面的远见和执着，而非政府动员和公共资源的堆积。
2019年5月18日，89岁的吴敬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建所90周年国际研讨会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2019”上发表了讲话，题目为：学习经济所先贤榜样，努力攀登经济科学高峰。
经济所建所90周年，值得铭记的人和事非常多。吴敬琏回忆了陶孟和、孙冶方、顾准、章有义、经君健等经济学家，称经济所有许多值得学习的思想旗帜和学习榜样，还有许多为了推动国家的进步竭尽心力的知识人。
吴敬琏也说，我们当然要研究、学习他们的学问，从他们的学术成果中吸取营养，但是主要还是要学习先贤们为学术献身的精神和认真探索去发现真理、为人民做出贡献的精神。正如爱因斯坦在评价居里夫人的时候说，“伟大人物在道德人格上对人类的贡献，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他表示，先贤们的观点并不全都是无可挑剔的，他们之间在学术观点上也会存在分歧，然而他们全心全意为科学进步、为人民利益努力奋斗的心志却是毫无二致的。
最后， 吴敬琏引用陈寅恪在王国维先生纪念碑铭上的一段话作为讲话的结语：“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吴敬琏：非常感谢经济所诸位领导邀请我来参加这个盛典。回想我在经济所工作30年的经历，可以说是感慨万千。值此经济所90周年华诞之际，我最想说的话，就是学习经济所前辈们的榜样，在经济学发展的大道上努力攀登。
经济所号称“天下第一所”，但我们所其实并不是一个规模很大的所。1954年我到经济所的时候，全所人员一共只有40人。那么，它的宝贵之处在什么地方呢？我想不在于规模，甚至也不在于那些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而在于这个研究所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建所时起，就汇集了一大批中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这批人在追求真理、追求人类福祉这样一个动力的推动之下呕心沥血，孜孜以求，去研究中国的、世界的经济问题，希望能够有所贡献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
前些年，一位著名的思想家王元化先生曾经一再跟我谈起，应该写经济研究所的所史。他心目中的所史，主要不是聚焦于我们所的研究成果，而是经济所这批知识人的精神世界。他甚至热情地鼓励一些作家去研究经济所这批人的思想演变历史、他们的际遇和坎坷。很可惜，这些作家都觉得，要写作这批优秀知识分子的思想史，自己的学问乃至于文字表达能力都还够不上，最后只好作罢。
在纪念建所90周年的准备过程中，经济所的同仁做了很好的工作，所史的编写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我读了所史的初稿和后来的简史，才发现我对所史其实所知甚少。如果说王元化先生所熟悉的，是193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我所熟悉的就更晚一些了。我到经济所的时候，刚刚由新的领导班子取代了原来的领导人。所以，我对所史讲到的前面20多年的历史几乎是一无所知的。
我在读所史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多新的知识。比如说，我们所的创始人、主持了我们所26年工作的陶孟和先生，我就没见过。1954年我大学毕业时是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但是我被扣留在院部干部教育处当社会发展史的学习辅导员，后来所里派了黄载尧把我换回来。很惭愧，在这次读所史以前我一直不知道，我在院部工作两个月时间里待的文津街3号办公楼，还是陶孟和先生主持社会调查所时修建的，也就是后来中国科学院院部办公楼。在刚才放过的所史短片里也可以看到这幢办公楼。
对于陶孟和先生的事迹，我也是看了一些讲述中国知识分子这几十年荣辱起伏的文章，特别是巫宝三先生写的纪念陶孟和先生的文章才知道的。真是了不起！比如，在抗日战争那么艰苦的环境之下，社会科学研究所从1939年就开始研究日本侵略对中国造成的损害，作为胜利以后向侵略者索赔的根据，并在1946年出版成书。虽然这些成果由于政府决定放弃索赔而没有用上，但是这项研究开了用科学的方法来计算日本侵略对中国造成损害的先河，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巫宝三先生的纪念文章里面，还讲到了解放以后陶孟和先生对于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特别表现出陶先生有科学勇气的事情，是在1957年错误批判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把社会学、现代经济学说成是“伪科学”的时候，陶孟和先生仗义执言，这也是很了不起的。
在我们经济所的历史中，值得铭记的人和事是非常之多的。像孙冶方所长、顾准研究员的事迹我们知道得比较多。其实还有许多人们不太注意的科学家、经济学家的感人事迹，值得我们去发掘、去学习。我现在只想讲一位，这就是经济史组的章有义先生。在第一次看所史网站的时候看到过有他的专题，今天好像没有看到这个专题。我跟他的接触是从进所以后不久开始的。他的学问做得非常扎实，在经济史界也是有名的。当时在于光远同志的指导之下，团支部定期组织一种业余的沙龙式的讨论会。有一次，我们请了章有义先生来介绍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像我们这些在解放以后读经济学的人，对这场论战的理解都是非常简单表面的，以为就是两个政治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章有义先生对这场论战中各个学派的论点和论据做了客观介绍和分析，我们都觉得很受启发。可是没有想到，他却因此大祸临头。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有一位很有权势的人指责章有义向青年人传播托派的反革命观点，于是就成了肃反的重点对象。虽然章先生在肃反中没有查出什么问题，然而到了1957年，他还是在劫难逃。他被剥夺了副研究员的职称和从事研究工作的权利，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获得平反。他本来身体就很不好，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还是拖着一个非常衰弱的、不断要进医院的、靠吃药维持的病体奋力地进行研究。他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十几年当中，写了130万字的著作，成为中国现代农业史的一位著作等身的名家。正像上海学术杂志上一篇章先生传略所说，“在章有义先生身上，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我国优秀知识分子那种对事业鞠躬尽瘁、不惜一切的精神”。
最后，我还想讲讲1959年经济研究所昌黎“试验田”上送“食堂问题报告”事件。这份报告的主要执笔人经君健是跟我同一年进所的。从经君健后来的研究可以看到，他的历史研究是做得非常周密细致的。他们在农村的深入调查中发现，在粮食极度紧缺的情况下，强制社员在食堂吃饭对于维持他们的生命多有妨碍，社员普遍对此啧有烦言。因此，他们写出报告，建议放宽政策，让人们有可能自愿选择。这份报告引起了当时领导人的震怒，虽然领导人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是自己判断错了，但经济所好几位相关研究人员却因此戴上了好几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大家可以想想，在那个年代，为农民发声写出这样的报告，除了调查研究的功底，还要有多么大的道德勇气。
因此，我想说，孙冶方和顾准无疑是我们的思想旗帜和学习榜样，但是，除了孙冶方、顾准这样的领袖人物，经济所还有许多为了推动国家的进步竭尽心力的知识人。他们的思想和事迹，都非常值得我们去发掘和认真学习。
经济所的许多先贤都是大学问家，我们当然要研究、学习他们的学问，从他们的学术成果中吸取营养，但是我认为，爱因斯坦在评价居里夫人的时候说得非常有道理，就是“伟大人物在道德人格上对人类的贡献，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所以我们主要还是要学习先贤们为学术献身的精神和认真探索去发现真理、为人民做出贡献的精神。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先贤们的观点并不全都是无可挑剔的，他们之间在学术观点上也会存在分歧，例如孙冶方讲的价值规律和顾准讲的价值规律就不是同一件事情。然而他们全心全意为科学进步、为人民利益努力奋斗的心志却是毫无二致的。所以，我想引用陈寅恪在王国维先生纪念碑铭上的一段话作为我今天讲话的结语：“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吴敬琏认为，经济运行出现“跷跷板”式状态，决定性解决因素在于改革。
当吴敬琏慢慢走上舞台，全场爆发出掌声。这位与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相伴一生的经济学家以低沉而坚定的语调，再度谈及改革。
2058年12月2日，在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举办的“致敬40年·我们的奋斗——礼赞影响改革开放进程的企业领袖”活动上，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被评选为“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致敬人物”。
吴敬琏在演讲中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的改革催生了一个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在这一框架的指引和多方力量的推动下，中国经济的巨轮乘风破浪。
而要解决目前经济运行中经济增速与杠杆率之间平衡难以掌控的状态，根本解决方法就是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建立一个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环境，“继续坚定地推进我们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
吴敬琏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界泰斗、经济学家的良心。他的一生都在推动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他曾参与推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的确定。进入21世纪后不断呼吁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化建设。他也为推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改革产业政策以及建设规范有序的证券投资市场等问题不断建言献策。
作为颁奖嘉宾，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宣读了致敬词——
他被称为“经济学家的良心”，“吴市场”、“吴法治”的称号代表他40年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无可替代的贡献和地位。他为国直言、为民敢言、为真理常言。88岁，依然在为推进改革开放殚精竭虑。
许善达也向吴敬琏提问，“我们国家的科技怎样才能加快发展速度，追赶世界科技高水平？”
“最重要的不外两条，一条就是通过改革来创造一个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环境。中国十几亿人，人才有的是。不是人才难得，而是人才能够发挥的作用，它的环境的建造是有相当的困难。第二条，就是开放，要和业界的各个方面的人士一起，在竞争中又有合作，把科学和技术的革命推向前进。”吴敬琏回答道。
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是，夫人周楠在整场活动中一直陪伴在吴敬琏左右。两人相识于1951年，1956年结婚，已经携手走过60多年。
在夫人、企业家和现场观众的注视中，吴敬琏再一次为改革疾呼：“改革仍未有穷期，让我们共同努力。”
以下为吴敬琏在2018（第十七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的发言整理：
在我看来，我们改革40年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的改革催生了一个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和我们今天在座的企业家在一起，和我们亿万的农民工在一起，和我们许多有改革意志的干部官员们在一起，推动了中国经济这个巨大的航船乘风破浪。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怎么继续改革开放的事业。
我们在座的企业家都知道，现在我们面前存在许多困难，企业家和普通大众一样，有很多困惑、纠结。
在我们经济运行中间出现了一种很难对付的运行状态，也就是说一方面经济增速在下行，另一方面债台高筑，杠杆率居高不下，还蕴含着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
于是，当你希望把这个经济增长的增速稳定下来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发货币，增加需求。可是这样一来，这个杠杆的另外一面就翘起来了，就是杠杆率继续升高，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在增大。
当你要去杠杆的时候，这个经济增长的增速就会下来，需求就会减低，于是就出现了这种叫做“翘翘板”式的运行状态。
怎么能够解决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出路有没有呢？从40年的经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出路是有的。这个出路就是提高经济的效率，效率提高了就可以用更少的投入获得更高的增长。这样，我们就可以走出两难的困境。
然而决定经济是否有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是有没有一个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环境。换句话说，能不能通过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创造这样的环境，才是问题的关键。
所以，大家要一起来推动效率，当然研究我们面对的问题，我们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但是如果没有诸位的参加很难找出解决问题的根本道路。
总之，我要说的就是：改革正未有穷期，让我们共同努力。
2018年7月18日，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厉以宁在“第六届中国中小企业投融资交易会”上以中国企业家如何发挥更大效用为主题发表演讲。
厉以宁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全靠国有企业，一定要有相当大的私营企业，中国现在的任务是培养大量的、新的民营企业。同时，他强调企业最重要的事情是产权界定、产权清晰。
厉以宁还认为，民营企业能够发展的原因有三条，首先不违法经营；第二要实行严格的法人治理结构；第三，民营企业家的观念要摆正，凡事要考虑最大的受益者。
此外，厉以宁称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着“人才问题”。他以人的5个手指为例比喻说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企业在挑选人才时，要注意让个人在合适的位置上发挥自己的优势。
同时，厉以宁对客家人的形成进行了描述，他指出，民营企业家是相互帮助的，民营企业要成长需要传递自己的精神，不断的吸纳新人、不断的容纳原有的同事，这样民营企业大有可为。
最后，厉以宁再次强调，民营企业要想发展的好，法律必须保护各种产权，政府对所有企业在法律上一视同仁。
以下为厉以宁演讲摘要：
今天的议题，我讲一讲当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怎么样能发挥更大的效用。
首先，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发展，不能全靠国有企业，一定有相当大的私营企业，中国现在的任务是培养大量的、新的民营企业。为什么说培养新的呢？因为他们能够跟上现代的潮流。
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速度快主要由三个原因造成，或者说中国的企业家主要是有三类：
第一，第一批中国的民营企业是硬拼出来的。很多民营企业是从地方的小企业发展起来的，这些企业家原来对经济学、管理学不是太懂，但是他们通过硬拼一步步发展起来。
第二，一些人在国外留学，接触到新的经济学、管理学，随后在中国成立企业。但是他们中的有一部分长期待在国外，对中国的国情不是太了解，所以在中国创立企业后又撤退到香港或国外了。
第三，最有希望的，而且是能够起作用的就是大学生、研究生，甚至是长期在科研机关工作的人。
那么民营企业的问题在哪里呢？民营企业要怎么才能起作用？
问题是在产权保护，这么多年以来产权保护没有得到重视，最近才反复提到，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产权界定、产权清晰。如何保护民营企业家们？包括新投的、国外投的、国内自己投的企业呢，主要是政府对所有企业在法律上一视同仁。
我们过去经常讲，民营企业自己靠自己，虽然靠自己也不错，但是靠自己并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首先，民营经济应该是不违法经营的，在这里要注意区分不违法经营和合法经营，这两个概念不同。不违法经营主要讲，如果我违法了，被检举，检举一定要收集证据、要有根据，过去我们不讲根据。而合法经营是符合相关的法律要求。
现在法律保护合法经营。民营经济首先一条自己保持合法，不违法纪律，如果有人说我违法纪律，举报后可以进行辩护。这是当前民营企业起作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民营企业要真正起作用，一定要实行严格的法人治理结构。就是说民营企业在发展中必须有一套以股东会、董事会为主体的法人治理结构。另外，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不断的进步，因为经济在不断变化，企业一定要懂现代科学技术。要不断的学习，可以重点学习与企业相关的内容，不断的学习是提高民营企业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三，我们经常讲民营企业需要的是让企业继续发展。当下，有人说小的民营企业没事，大一点民营企业要进行股份制改革，股份制好处是可以明确产权关系，使企业能进一步发展。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我们现在要与大家深入讨论，民营企业只要招人。
我现在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春秋时代，鲁国政府有一个规定，凡是鲁国人到国外去，看到有奴隶的，可以自己垫钱赎出来，回国后到政府报账。孔子一个学生叫子贡在国外，果然看见外国人在街上牵着奴隶走，子贡看见后垫钱赎出奴隶，但是回国后没有到政府去报账。
全国就议论说，子贡人品高尚，自己垫钱赎买奴隶，又不报账，自己承担了费用。孔子知道这件事情，对子贡说，你错了，你不该这么做。你的做法会使成为奴隶的鲁国人很难被解救出来。你是买奴隶不报账，人品高尚，随后别的国人听到有卖奴隶的就会溜掉。为什么？主要是因为你买了不报账是品德高尚，如果我买了再去报账就会被说人品不好。
果然，从子贡以后，很少有人去政府报账，但是解救的奴隶也少了很多。
第二个故事：孔子有一个叫子路的学生，年轻力壮，有一天他在河边走路，恰好有一个农工掉到河里了，他赶快上前把农工救上来。农工为了表示感谢，送了子路一条牛，在春秋时代一条牛很贵的。
子路高高兴兴在街上牵了牛就回家，回家的路上有人议论，这小伙子救人不错，但是人家给了一头牛，你竟然敢牵回家去，可见人品不怎么样。
孔子知道后当众表扬了子路，说他做的对，就是要这样。为什么呢？主要是你跟人家讲好，人家给了，你拿回家也可以，你炫耀也可以，因为你的榜样作用会引起更多的人以后去救快被淹死的人。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也存在这个观念问题，给奖金、给红利等等，在法律规矩下不好拿。但是下水救人，人家私自送个礼品，该不该拿？好不好意思拿？孔子为什么批评子贡，孔子认为我们应该做法律的范例，救了人，去报账有好处是应该的，这样其他的国人会觉得有责任也要去报账。如果像子贡一样不报账，那以后没人再去救奴隶了。做事情要懂得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另外，民营企业在发展中还有一个问题——人才问题。每个民营企业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他没有机会表现出来，你就很难留人。
比如，五个手指头中，谁敢排第一？大拇指说我最粗，二拇指说我最灵活，中指说我最长，第四说我最珍贵，结婚戒指戴我上面，轮到第五个小拇指了，大家说滚到一边去，又瘦又小，抠鼻子还不错。小拇指说，当我们朝圣拜佛时，我排第一，是我在领队。也就是说各有长处，发挥每个人的长处能够发掘到更多的人才。
每个人要发挥自己的长处，那么如何把人才的选拔做的更好？根据历史经验，在司马懿的后代建立的晋朝时，内乱不断，当时，鲜卑人都进来了，北方人不断的南下，过长江，过了长江后在涡阳湖的东岸停下来，停下来干什么？一个涡阳县，涡阳县有一个镇，在那里选学生，不要以强凌弱，要讲诚信，要爱护当地的居民等等一大堆。学完了以后，这支到福建，这支到广西，这支到广东，这支到河南，那支留在江西，也就形成了我们常说的客家人，客家人重视教育，所以把中国很多美德就传下来了。
民营企业家实际上都是相互帮助的，不久前演过一个电视剧《闯关东》，闯关东主要讲山东人、河北人移民。短短几十年之内，把东北开放了很多地方，小城镇建立了农田等等。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移民社会是高效率的。很多移民相互帮助，在陌生的地方创造了文化，创造了财富。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都是创业。移民社会一个重要的问题，怎么样把精神传递下去？我们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以后，那大家就可以知道，民营企业家也应该是这样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吸收新人、不断的容纳原来的同事，中国民营企业大有可为。
现在经常说要让民营企业站到前面来，我认为法律必须保护产权，包括无形产权，相关的知识产权，其他的产权，欠债的产权也要保护，这样的话，就能够使民营经济发展起来。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清华大学演讲: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非常危险！
原文：https://www.cnblogs.com/findumars/p/110056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