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企业组织、交易方式、管理方式和先进技术在上海和其他中国的通商口岸出现，使中国经济开始出现新的格局。本文想着重介绍的，是海底电缆的敷设和电报的运用，给中国通商口岸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
大家一般会比较关注近代西方国家的鸦片、大机器产品、轮船、铁路、银行等新的事物对中国的冲击，而不大关注电报。其实电报在近代中国所引起的信息革命，其影响是无与伦比的。
电报改变信息传递速度
在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前，从上海到伦敦的航线，必须绕过好望角。一般的帆船需要行驶120天左右，也就是4个月，就算是当时最先进的帆船“飞剪船”，也需要3个月时间。当时，上海的洋行与伦敦传递信息，是先用帆船送到苏伊士，改由陆路送到亚历山大，再用帆船送到伦敦。这样最快也需要一两个月时间。
1870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加上轮船代替帆船，使欧洲到中国的航行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但航线的全程毕竟还是需要六个星期到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当时到中国从事中欧、中美贸易的商人都希望在市场信息的传递速度上比别人快一些，有时候比别人早一天，甚至早几个小时得到商品和价格的各种信息都是重要的，早一步得到信息就可以比别人早一步在市场上采取行动。
所以上海有实力的大洋行常常自备或包租“飞剪船”，为了取得伦敦信息，让飞剪船专驶新加坡接受邮件，只要比别人早几天，甚至早几个小时得到信息，花费很大成本也在所不惜。在货物的运输上也是这样，谁的货物先到一天，谁就抢得了市场的先机。
电报的开通无疑对信息的传递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欧美与上海等中国口岸之间的信息传递，正常情况下一两天之内就可以到达，其影响当然就远远超过苏伊士运河通航和轮船代替帆船的作用了。
19世纪40年代，美国人成功地把电报技术用于实践以后，就迅速在全世界推广开来。19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就已能敷设深达两千至三千英寻的海底电线。1866年英美两国之间架设了横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线。19世纪60年代后期，沙俄把陆线架过西伯利亚，直达海参崴。
像对任何新事物一样，清政府最初对电报也是怀疑和排斥的。1859年法国人把电报机寄给恭亲王看，这个后来在清政府里面思想还算比较开明的官员却认为电报没什么用处。后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清政府的政策是“禁设铜线”（因电报须敷设海底电缆，所以当时称之为“电线”或“铜线”）。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1868年10月的一封信中感叹道，他收到的一封电报，从巴黎到雅加达，只花了两天时间，而从雅加达转到北京，因为没有电报，却花了整整十四天。
赫德的遗憾并没有持续很久，情况就渐渐发生了变化。1870年，英国人迫使清政府准其将海底电缆由香港延伸到广州，并循沿海到达天津，后来又引线到上海。1871年4月17日，英国人所架设的香港到上海的海底电缆开始营业，同年6月2日，香港至伦敦的海底电缆工程也完工，并开始营业。1871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从香港敷设海底电缆到上海，次年由吴淞上岸，并设陆线到上海租界。1872年沙俄把海参崴的电线越海接通日本和中国。这样，西方主要国家与中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便开始采取电报的方式进行。
洋务派与电报
电报的优越性毋庸置疑，清政府经过了十几年的争论和观念调适，终于逐渐认识和接受了这个新事物。
最早，清政府洋务派官员是从军事上的功效出发，认为电报是有用的。1874年，办理台湾海防钦差大臣沈葆祯为加强台湾防务，向清政府建议架设从福州到台湾的电报线。但由于当时闽浙总督李鹤年的消极态度，该条电线的计划没有成功。
1879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加强防务，成功修建了一条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到天津的长约40英里的电报线。他尝到了快速信息的甜头，联想到他所管辖或涉及的南北洋军事和企业等，信息的快速通达对于“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
1880年，根据盛宣怀的建议，李鸿章向清廷奏请设立南北洋电报，获得批准。当时，外国电报公司的业务主要为商业服务，清政府所办的电报企业首要为政治和军事服务，所谓“电报之用，本以用兵为先”。清政府同意创办电报局，主要就是出于政治和军事利益的考虑。
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聘请丹麦技师，教授有关电报的各科知识。并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在上海、苏州、镇江等七处设立电报分局。李鸿章与丹麦大北电报公司订约，敷设从天津至上海的电缆，以及上海经福州至广州的电缆，这项工程于1881年3月开工，10月竣工。1882年1月13日，津沪线正式对公众开放。
第二天晚11时，上海电报局把天津拍来的电报送至《申报》，内有一则清廷查办渎职官员的上谕，因15日报纸版面已排定，这条消息在16日的《申报》上刊出，被新闻史家称为“由报社记者亲自排发的、最早的一条新闻专电”。
电报的广泛运用，使其社会影响日益扩大。1882年3月，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分期归还官本。到1885年，沪线沿江西扩展到武汉，粤线扩展到广西，北线从天津扩展到东北。
以后的扩展更为迅速，并开通了许多国际线路。电报局以后又经历了复杂的体制变迁。这样，从19世纪70年代外国人率先在中国经营电报，到80年代中国人加入经营，电报在中国大地上迅速普及。
由电报所引发的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是巨大的。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谈谈这种影响。
中国市场失去定价权
电报在更深入的层面把中国通商口岸的经济纳入了世界经济的范围之中。在这之前，虽然中国已被列强强行打开国门，与西方通商，但由于欧美与中国路途遥远，一个信息周期（用船从欧洲到中国，再回到欧洲），即使经苏伊士运河和使用轮船，一般也需要长达三四个月之久的时间，三四个月已经是相对过去减半计算的周期了。所以欧美市场还不可能主导中国市场的价格。
由于信息滞后，洋货在欧美采购在中国推销，土货在中国采购在欧美推销，其购销环节有可能是衔接得不好的，行情常可能在货品销售时已经过时。有了电报以后，这种情况就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既然价格、品种、数量等信息都可以传达于朝夕之间，那么欧美市场就完全主导了中国市场。中国市场失去了价格制定等各方面的自主决定权。
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是世界上几乎唯一的茶叶供应国和最主要的生丝供应国。中国的出口商品，主要就是茶叶和生丝。出口的方式是先把茶叶和生丝运到伦敦，在伦敦留下相当的数量以后，再转运到英国的其他港口及其他国家销售。
在没有电报快速传递信息的情况下，英国商人为了满足英国自身及相关国家的丝茶消费需求，在中国每年丝茶上市的季节，总会买足全年的需求量，然后动用船队把所买下的数量庞大的丝茶全部运回伦敦销售、转运或贮藏。那时候，伦敦是价格接受者，而上海、汉口、广州等中国的出口地是价格制定者。伦敦丝茶市场的价格波动影响不到中国市场，中国市场的丝茶价格是由生产的丰欠等自身因素决定的。
但电报接通以后，情况就发生了逆转：英国商人不再需要一下子把全年需要的丝茶全部买下，而是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订货，随时购买，随时运输。这样的情况下，价格由伦敦决定，伦敦成了价格的制定者，而中国反成了价格的接受者。
电报通信1871年最早进入中国，1880年10月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配备使用的是莫尔斯电报机。天津电报局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电讯业的诞生。
洋行之间竞争加剧
过去为了早一点获得信息，以及更加方便地进行运输、保险、仓储等业务，外国在华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洋行常常是多功能的、规模庞大的。它们一定是资金雄厚的，拥有庞大的船队，兼营保险和银行等金融业务，在上海等通商口岸购置地皮，建造码头仓库。它们被称作“商业大王”。像英国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美国的旗昌洋行、琼记洋行等，就是它们的代表。
电报开通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外国在华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洋行不再需要那么大的规模了，它们不再需要维持一支优质的船队去与别人比速度，也不需要自备那么多现金去购货和经营各种业务，有了电报以后，资金可以电汇。这样，就促使大量小洋行的兴起。五口通商刚开始的时候，在中国的外国洋行总共约40家。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就超过了300家。在1872年到1892年的20年中，全国洋行数目又由343家增加到579家。上海一地的洋行数目，在1876年到1884年的8年间，从160家增加到245家。洋行之间的竞争加剧了。
洋行之间的竞争表现为争夺得力买办。买办一般都是中国商人中的头面人物，他们有自营商业，会外语，熟悉中国市场及市场规则，他们通过一定的程序后受雇于洋行任买办，买办的能力和忠诚度常常决定了洋行的兴衰和成败。在洋行竞争和扩张的背景下，外国在上海等口岸经营进出口贸易以及保险、银行、货运等企业的总规模迅速扩大。
大批买办的涌现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买办是中国在五口通商以后最早出现的企业家阶级。他们最早接触和接受西方企业的经营思想和经营方法，并在买办活动和自营商业中积累了巨额的财富。
从低估计，1842-1894年间，买办积累的财富达到5.3亿两白银之多，平均每年约1000万两白银。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清政府的财政收入，1850年以前岁入4000万两白银，到19世纪90年代初为8900万两白银。由此可见，买办的财富是非常惊人的。买办在商业流通领域积累了巨额财富以后，又陆续投资于工矿实业，成为早期最重要的实业家。他们在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上又是中西文化最早的沟通者。例如，他们在中国人当中，是最早接受有限责任思想的人群。
促进银行业务专业化
19世纪70年代以后，外国在华洋行的专业化发展成为趋势。过去什么生意都做的综合性的“商业大王”，现在其多种功能分解了，分别由各种专业公司承担，专业化所带来的是效率的提高。
在专业化发展中需要特别说一下的，是银行业务的专业化。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就已经设立了一批专业的外国银行，第一家丽如银行（即东方银行）在广州设立代理机构是在1845年，在上海设立分行是在1847年。麦加利银行在上海设分行是在1853年。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在华外国银行汇丰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是在1867年。
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国际贸易金融业务中最重要的国际汇兑业务，还是掌握在大洋行即所谓“商业大王”手中。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汇丰等外国银行在国际汇兑等金融业务中的重要性才渐渐超过大洋行而占据主导地位。
汇丰银行在19世纪60年代的存款额大致在五六百万银元之间。19世纪70年代末，汇丰的存款上升到2200万银元以上。19世纪80年代以后，增长更为迅速，到1895年存款达到14300万银元之巨。这反映了外国银行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了。于是，外国银行的资金运用便一度成为问题。
外国银行先前的客户主要是洋行等外国在华企业，融资需求有限，因此外国银行常有多余的头寸不能运用。而另一方面，钱庄给经营出口货的中国商人融资，又常因资金不足而不能扩大规模。
由于汇丰银行上海买办的牵线搭桥，汇丰跟钱庄建立了“拆票”关系，即汇丰把多余的资金拆给上海钱庄，期限1天到2天，可以续转。其他外国银行也照做，使拆票成为通行的做法。这样，上海等通商口岸的资金得到了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和城市建设的速度加快了。
电报在19世纪70年代上海等中国通商口岸的作用堪比今日之互联网，信息传递方式和速度的革命使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快、更紧密。这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和行为方式，也改变着交易行为、经济结构和融资模式。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兼职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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