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动量的诞生
1967年，Levy发表《Relative Strength as a Criterion for Investment Selection》认为购买历史上最强势的股票的利润高于随机选择的股票。而与此同时，在20世纪60、70年代，EMH在芝加哥大学诞生和完善，根据半强型EMH，资产价格反应了所有公开可以获得的信息，投资者无法持续跑赢随机选择的一揽子股票，根据EMH，Levy的发现根本不可能存在，对EMH狂热信奉的学者们禁止类似于Levy的研究在顶级期刊发表。
同样在70年代，随着格雷厄姆等人的经历已经表明一揽子廉价股往往能够跑赢市场，学界开始考虑价值效应，与EMH不一致的异象开始出现在学术文献中，Daniel Kahneman和Amos Tversky开启了对有关人类偏差影响金融决策的机制的探索，并最早确认了投资者内部行为偏差和学术性金融文献中认定的异象之间的联系。
到了1993年，前一部分提到的Jegadeesh和Titman发表的论文延续了Levy的思想，作为学术界的代表质疑了EMH的研究，在这时，动量还被称为相对强度（RS）；而Carhart在1996年创建动量因子（UMD）之后，Momentum替代了RS成为动量的新学术用语，随后关于动量的研究越来越多，以至于Fama都称之为首要的异象，直到今天关于动量的创新仍然没有停止过。
二、从行为金融学视角看待动量
随着金融经济学不断发展，行为金融学范式以EMH为基本假说但是放松了有关投资者理性和无摩擦市场的假设开始发展，以便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价格如何和为什么偏离有效水平，解释了大量异象存在的原因。然而动量仍然不能被很多价值投资者接受（更别说是EMH学者了），巴菲特说：“买股票最愚蠢的理由就是股票在涨”，但是较高的价格一定是不可靠的信号吗？例如，如果一只股票的内在价值高于其上涨后的价格，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样一个上涨的价格呢？这不还是价值投资吗？或者存在一个与更高的价格正相关的公司内在价值呢（减少成本......）？总之，成长型股票（指价格高于基本价值）通常是坏事，但是价格上涨并不总是坏事。
所以要明白价值投资者对动量厌恶来源于何处？如果谷歌和脸书一个上涨了一个下降了，但是PE相同，那么对他们的购买行为是价值投资吗？可以观察到，价值投资者有一种对股价上涨的厌恶和警惕，意味着不能像之前那么便宜地买入了，还有就是人们在价格上涨的时候总是希望卖出来获得收益，还希望以低价买入，这就是“处置效应”。有证据表明，动量与处置效应相关。
当一只股票过去52周连续保持高价位，很多人会认为它被高估了，其价格不太可能进一步走高（即使从基本面来看仍然是便宜的），但是这种想法被历史数据推翻了，我们可以看到，当许多市场参与者都保持这种偏见，市场上就会形成合理的假设：与基本面无关的价格压力可能会阻止股票价格达到真正的价格，因为市场参与者会本能地认为它涨过头了，而这种反应不足会被后续消化在股价中，体现为动量效应。所以如果说价值投资是利用面临糟糕的短期基本面表现出的悲观主义；动量可能是利用面临强势的短期基本面时表现出的悲观主义。
前面说过，平均而言，投资者过度推断了成长型公司的好消息，而对价值型公司则推动其股价低于其内在价值，因此成长型投资者是在面对强势的基本面时过分乐观，这似乎与动量投资相互矛盾。需要明确的是，成长型投资是证券价格相对于过去的基本面比较高，押注于公司会更快增长；而动量投资则不管基本面如何，只考虑其过去的收益率，价格就只是价格。通过模拟发现，成长股和动量股的交叉很小，动量股的年化收益率远远高于成长股，同时成长股的波动率明显更高，说明不是因为动量的风险溢价，可以得到，成长股和动量股是不同的。
三、动量为何存在——什么造成了动量？
对于动量，大部分学术证据表明，明显肯定对超额收益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但是错误定价也发挥了作用。我们认为，强大的动量信号类似于较低的价值信号，体现了投资者的系统性预期误差。动量投资的行为假设前提是，投资者似乎对强势相对表现的利好信息反应不足。然而有一个问题被广泛质疑，那就是价值投资是反应过度带来的，动量投资是反应不足带来的，为什么呢？就像Fama在1998年发表的《Market Efficiency，Long-Term Returns，and Behavioral Finance》中提出的：市场效率只能被更好的模型替代，替代方案有一项艰巨的任务，它必须同时说明导致对某类事件反映不足的同时又对其他类型的事件反应过度的投资者心理。作为对此挑战的回应，Daniel等人和Barberis等人侧重的个体市场参与者的投资者心理问题；Hong和Stein侧重的事不同市场参与者的互动问题。
Barberis等人认为价值投资和动量投资的互相对照的偏差驱动造成的，如前所述，价值投资是反应过度驱动，此时人们反应太快以至于无法从近期数据中得到结论；而反应不足的情况下人们在新的证据基础上更新观点的速度太慢，这可能是由于系统的行为偏差/人类的“有限注意力”造成的。但是驱动了一种情况下的反应过度和另一种情况的反应不足的因素又是什么？为什么市场参与者要进行这种行为的“制度转变”（Regime-Shifting）？
Barberis等人赞同Griffin和Tversky的研究结果，认为利好的消息单独展示或者与一系列利好消息分开展示的时候，反应不足（保守主义）就会发生；而利好消息在一系列利好的消息之中展示或者是一系列利好消息的一部分的时候，反应过度（代表性偏差）会发生，实证也支持他们的结论；而2002年Robert Bloomfield和Jeffrey Hales对康奈尔大学的MBA学生进行对照试验后发现，MBA学生们是否进行Regime-Shifting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新信息。
以一家公告收益长期为正的公司为例，当投资者获悉一则的好消息，他们会预测这将持续下去，因为这是从观察到的持续盈利趋势中得到的结论，然而现实经常不是这样；而以一家近期收益不平衡的公司来看，当投资者获悉有力的收益信息，他们就态度保守，因为他们对高收益是否可以持续保持怀疑，同时对价格的上涨保持悲观主义→→→因此对强势的信息反映不足，并低估了近期收益的信息含量，导致股价会被低估，只有随着时间推移，股价才能上涨到完全反映新的基本信息的地步。
Barberis等人的结论是，动量效应和价值效应在各种参数值下（无论是反应不足还是反应过度，要不要看不同时期的历史盈余趋势）存在都是合理的。坦率地讲，哪些行为既推动了价值效应又推动了动量效应并没有定论，恐怕也不会有永远的结论，但是存在一个共识，那就是两种效应似乎都部分地由行为偏差导致的错误定价引起，而动量和价值指标只是代理指标。2013年阿斯尼斯等人发表的论文《无处不在的价值和动量》中叶验证了这一点。
四、优秀玩家如何考虑动量
动量不是一直有效的，有时候可能惨败，这一现实导致许多大型资金池不敢过多地涉足动量投资，因为风险太大了，AQR资本就曾就2008年金融危机写过一篇文章《Momentum Crashes》，而在金融危机后的2008年到2014年末，简单被动指数基金的表现甚至超过了动量投资组合，这就像前面29世纪90年代后期的价值策略一样，使得大型资金有丢掉工作的风险。同时，利用动量策略导致的市场摩擦超出了职业风险，价值投资是交易不频繁时奏效的策略，而动量是一种交易频率高的时候才奏效的策略，而且具有极高的波动性风险，高交易频率会增加交易成本，使得资产管理人望而却步。
学术对于超额收益的共时性认识是，一些隐藏的风险性因子和错误的定价因素综合导致的，与错误定价相伴的时这一严酷事实：大量的有聪明的投资者管理的资金套利能力有限。无法消除价值或者动量的超额收益。
当出现以下三种情况，价值和动量溢价的威力将会持续：①价值策略和动量策略都是风险较高的策略；②投资者继续受到行为偏差的影响；③大规模的桃李活动成本高昂，难以进行。
Quantitative Momentum(三)：关于动量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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